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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樊烽火照孤忠关羽北伐襄樊战役得失再论

 

  建安二十四年秋,汉水暴涨,于禁七军尽没,庞德不屈而死,关羽威震华夏。曹操议迁都以避其锋,孙权遣使欲结姻好。彼时关云长立于襄樊城下,麾下荆州精锐水陆并进,似乎只需再擂一通战鼓,便可叩开中原门户。然而短短数月之后,这位刘备集团的头号战将便身首异处,荆州易主,隆中对策的宏大蓝图从此缺了关键一角。襄樊之战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役?关羽的失败,是否真如后世许多论者所言,仅仅源于“大意”?

  细读此役,关羽的军事部署其实相当周密。他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、将军傅士仁守公安,自率主力北攻襄樊。为防东吴偷袭,沿江设烽火台,并以水军控扼汉水。战术执行层面亦堪称精妙利用汉水暴涨之机,以水军优势围困樊城、水淹七军,生擒于禁、斩庞德,困曹仁于孤城。曹操紧急调徐晃率军救援,关羽又分兵包围襄阳,令曹魏荆州刺史胡修、南乡太守傅方投降。此时关羽兵锋指向许昌以南,梁县、郏县、陆浑群盗皆遥受印号,许昌以南风声鹤唳。

  然而辉煌表象之下,三处致命裂缝正在扩大。

  其一,兵力不足与后方空虚的矛盾。关羽北征所率兵力,据估算约三万余,而荆州后方留守兵力本就不多。水淹七军后,于禁降卒数万人被俘,关羽竟“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”,这固然充实了荆州劳动力,却严重分散了看守兵力,更消耗了大量粮草。曹魏方面,徐晃救兵初至时“未敢与战”,待曹操再遣殷署、朱盖等十二营增援后方敢决战——可见关羽兵力已捉襟见肘。当吕蒙“白衣渡江”时,烽火台竟不能及时示警,南郡、公安守将不战而降,根源正在于此。

  其二,对东吴战略判断的严重失误。关羽始终将孙权视为“盟友”,却忽视了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死后,吕蒙、陆逊主政东吴的战略转向。吕蒙装病、陆逊代其位后,特意写信给关羽,极尽谦卑赞美之词,关羽竟“意大安,稍撤兵以赴樊”。更关键的是,孙权曾遣使“为子索羽女”,关羽不仅拒绝,还辱骂来使——这一举动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。即便孙刘联盟已有裂痕,身为前线统帅,至少应保持表面礼节、维持信息通道,而非将潜在对手直接推向敌方。

  其三,对内部矛盾的漠视。糜芳为南郡太守、傅士仁守公安,二人皆“素皆嫌羽轻己”。关羽北伐时,因军资供应问题扬言“还当治之”,二人“咸怀惧不安”。虞翻后来对糜芳说“失忠与信,何以事君”,固然是劝降之辞,但此前关羽与留守将领之间信任已失,却是事实。当吕蒙兵临城下,傅士仁、糜芳的投降,与其说是军事失败,不如说是内部裂痕的必然爆发。

  襄樊之战最令人扼腕之处,在于关羽本有数次调整机会。水淹七军后,曹操一度议迁都,司马懿、蒋济献计“遣人说权蹑其后”,曹操从之。此时若关羽能敏锐察觉东吴动向,至少应回师巩固后方,或遣得力将领加强江防。然而他选择继续围樊城,试图在徐晃援军到达前破城——这个决策本身有其合理性,因为一旦破樊城,襄阳必下,届时回师尚有时间。问题在于,他既不知吕蒙已至寻阳,将精兵尽伏船舱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,也不知糜芳、傅士仁已心怀异志。信息链条在每一个环节都出了问题。

  从战略层面看,襄樊之战暴露了刘备集团一个根本性缺陷跨有荆益之后,荆州与益州之间的协调机制始终未建立。关羽发动北伐,究竟是奉刘备之命还是自作主张?史无明载。若为自专,则刘备、诸葛亮对荆州方向的战略控制力可见一斑;若为奉命,则成都方面对战役规模、节奏、后勤保障竟无有效节制。无论哪种情况,都说明“隆中对”所设想的“天下有变,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,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”这一两路北伐方案,在实操层面缺乏最低限度的协同规划。后来刘备伐吴为关羽复仇,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战略脱节的延续——先失荆州,再败夷陵,蜀汉元气大伤。

  后世论者常以“大意失荆州”概括此役,实则“大意”二字过于轻巧。关羽之失,失在刚愎自用而不知己短,失在重军事而轻政治,失在对盟友与部下的双重误判。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蜀汉集团以一州之力支撑两线战略,本就力有不逮。荆州地处四战之地,北有曹魏虎视,东有孙吴觊觎,留守兵力不足、后方将领不睦、东吴背盟——这些结构性矛盾,非一人之勇略所能化解。关羽以三万之众北伐,初期战果之辉煌已属超常发挥,其败也,是蜀汉整体国力与战略布局的必然代价。

  汉水东流,樊城故垒犹在。关羽在襄樊城下写就的,不仅是一出个人英雄主义的悲歌,更是一份关于联盟政治、后方治理、战略协同的沉重教案。千载之后,读史者于叹息之余,或当思之孤忠可敬,而孤军不可恃;勇略可嘉,而勇略不补系统之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