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二十四年冬，荆州易主，关羽殒命。千百年来，论者多归咎于关羽“刚而自矜”，似若无此性格缺陷，荆州可保，隆中对可成。然细察史实，荆州之失实为多重矛盾交织之必然，非一人性格所能左右。关羽之过，不过为这盘已近死局的棋，添了最后一记昏招。

　　首先须明，荆州之危，根在联盟之脆。孙刘联盟自赤壁始，便非金石之契，而是利益苟合。孙权借南郡于刘备，本欲使其抗曹，己得安于江东。然刘备取益州后，势力暴涨，据荆益二州，扼长江上游，孙权顿感芒刺在背。所谓“借荆州”之争，表面是土地归属，实质是江东对上游威胁的恐惧。鲁肃在时，尚能持“联刘抗曹”之大体，屡劝孙权忍耐。然建安二十二年鲁肃卒，继任者吕蒙，早视关羽为“熊虎”，视荆州为必取。孙刘联盟之裂痕，在鲁肃去世时已深可容刀。关羽就算对孙权百般恭顺，只要刘备集团仍据荆州，只要益州还在刘备手中，孙权迟早必取荆州。这是地缘政治的死结，非关羽态度所能解。关羽拒婚、辱骂来使，固然激化了矛盾，但孙权取荆州的决策，不会因一个使者的好话而改变。吕蒙装病、陆逊卑辞，说明东吴图谋已久，关羽骂不骂孙权，刀迟早要砍过来。

　　荆州之失，责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战略协调失当。隆中对云“跨有荆益”，待天下有变，则“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”。此策有个致命隐患荆益相隔千里，中间三峡之险，通信与支援极为困难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在汉中与曹操鏖战，虽得汉中，却已“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”，益州疲敝。此时关羽北伐襄樊，刘备集团是否有能力两线呼应？关羽围樊城、擒于禁、斩庞德，威震华夏，曹操几欲迁都。若此时刘备能从汉中出兵关中，或从东三郡（房陵、上庸、西城）南下策应，战局或有不同。然刘备既未在汉中牵制曹操主力，亦未令刘封、孟达所部东出助关羽。关羽孤军深入，侧翼暴露，吕蒙白衣渡江时，沿江烽火台竟无一燃，足见关羽后方空虚至极。诸葛亮作为战略家，身在成都，对荆州危局竟无预警。后世论者常谓诸葛亮“隆中对”已料天下三分，却未料荆州与益州在实战中难以互救。关羽之败，败在刘备集团整体战略协同的失灵，非一人刚愎所能致。

　　再次，关羽性格缺陷确实存在，但其过错被后世放大了。陈寿评关羽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”，这确实是致命伤。他看不起糜芳、傅士仁，逼使其降吴；他轻慢陆逊，撤后方之兵北上；他拒绝孙权婚使，授人以柄。这些行为加速了荆州的崩溃。但我们要问若换一个性格温和如赵云者守荆州，结果会如何？赵云固然谨慎，但未必能震慑曹魏名将，未必能打出“威震华夏”的攻势。关羽北伐，是刘备集团在汉中大胜后的扩张惯性，是“隆中对”战略的必然一步。若关羽不北伐，曹操稳固襄樊，益州将永无东出之日。关羽选择北伐，在战略上并非错误，错误在于他未看清孙权必袭后路，未留足守备兵力。但请注意关羽调后方兵北上，是因为前线缺兵；前线缺兵，是因为刘备在汉中战后未给荆州增援。赵云若守荆州，或许不会骂孙权，但同样面临兵少、援绝、孙曹夹击的困境。关羽的傲慢，只是让危机爆发得更快、更烈，却不曾创造危机本身。

　　荆州之失，须放在三国博弈全局中看。曹操在关羽北伐时，一面派徐晃救援，一面密令孙权袭取荆州。曹操此计，是典型的“驱虎吞狼”。孙权本就有意取荆，曹操的怂恿只是顺水推舟。关羽面对的是曹操与孙权两大集团的默契夹击，而刘备远在成都，鞭长莫及。这种战略劣势，非个人勇武可补。关羽水淹七军，降于禁三万精锐，若后方稳固，本可乘胜破樊城，直逼许都。然吕蒙一袭，全局崩盘。后世读史者常以“大意失荆州”一语盖棺，实则关羽未大意——他在沿江设烽火台，已是对东吴有备。他只是没想到，吕蒙会扮商贾、会招降糜芳、会如此不顾“盟友”体面。而这“没想到”，恰恰是刘备集团集体低估了孙权图荆的决心。

　　综上，荆州之失，是孙刘联盟结构性矛盾的爆发，是刘备集团战略协同的失误，是曹操孙权联手施压的结果。关羽的性格缺陷，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而非根本原因。将荆州之失尽归关羽，既简化了历史，也委屈了关公。后人读史，当知三国争衡，一城一地之得失，背后是地缘、联盟、后勤、通信的复杂缠结，非一人之智勇所可左右。关羽以一人之力扛整个荆州战局，败了，罪了，死了，后世还要在戏台上替他骂一句“匹夫之勇”。此正是读史者不可不察的偏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