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十六年，益州牧刘璋听闻曹操欲征汉中，心中惶恐。汉中张鲁素与刘璋有杀母之仇，若曹操得汉中，益州必危。谋士张松进言“曹公兵强，若取汉中，益州难保。刘豫州乃汉室宗亲，与曹公为敌，若迎其入蜀，使讨张鲁，则益州安矣。”刘璋然之，遂遣法正迎刘备入蜀。

　　此一迎，迎出了三国鼎立的关键转折。后世论史者多言“刘备取蜀”，以“取”字定论，似刘备早有吞并益州之志，入蜀不过借机行事。然细考史实，刘备入蜀之初，实无取蜀之谋，其本意或在救蜀——救益州于曹操、张鲁之威胁，亦救汉室于倾颓之际。所谓“取”者，乃事态演变之果，非初始之因。

　　先观刘璋之请。刘璋非庸主，然性宽柔，无远略。其迎刘备，实出无奈。曹操既破马超、韩遂，凉州既定，汉中成为下一目标。张鲁据汉中三十年，以五斗米道治民，虽无大志，然为自保，必附曹操。若曹操得汉中，益州门户洞开，刘璋必不能自存。故迎刘备，实为借其力以拒曹操。此乃“以邻为壑”之策，亦“引虎拒狼”之计。刘璋非不知刘备之雄，然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曹操之患近在眼前，刘备之患尚在将来。

　　再观刘备之应。刘备自赤壁之战后，得荆州四郡，然根基未固，北有曹操，东有孙权，处境艰难。益州殷富，诸葛亮隆中对早已言“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”，为成就霸业之基。然刘备此时是否即欲夺益州？未必。刘备一生以“仁义”为旗，虽不免权谋，然取益州之事，若过早暴露，则失天下人心。且刘备与刘璋同为汉室宗亲，若公然夺其地，与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何异？故刘备入蜀，初期确以助刘璋讨张鲁为名，屯兵葭萌，未即进攻。

　　然事态之变，在于建安十七年。曹操南征孙权，孙权求救于刘备。刘备欲东归，请刘璋增兵万计及军资。刘璋仅给四千兵，资粮半之。刘备借此激怒将士，又值张松事泄被杀，刘璋与刘备遂成仇敌。刘备乃反戈相向，攻涪城，克绵竹，围雒城，终至成都。刘璋出降，益州易主。

　　此过程看似刘备“取”蜀，然细究之，刘备之初衷，实非如此。若刘璋能如约供给，刘备或真东归救孙权，益州仍为刘璋所有。然刘璋之猜忌，刘备之雄心，加之法正、张松等内应，事态遂不可逆。故“取蜀”乃结果，非预谋。

　　更进一层言，刘备入蜀，实有“救蜀”之意。何以言之？曹操既得汉中，必图益州。刘璋暗弱，非曹操对手。若益州归曹，则刘备失一臂膀，孙权亦受威胁。故刘备入蜀，实为救益州于曹魏之吞并，亦救汉室于彻底覆灭。刘备称帝后，以益州为根基，延续汉祚四十余年，若益州早归曹操，则三国鼎立之势不成，汉室可能提前终结。故刘备入蜀，客观上救了益州，亦救了汉室。

　　然刘备之“救”，终成“取”。此乃历史之吊诡。刘备以仁义始，以权谋终；以救蜀始，以取蜀终。后世论者，或讥其虚伪，或誉其英明。然若置于当时情境，刘备之选择，实为无奈。若不取蜀，则益州必归曹操，天下统一于曹魏，三国不成，历史改写。故刘备取蜀，虽非初衷，然为时势所迫，亦为历史之必然。

　　尤可注意者，刘备取蜀后，对刘璋之处置。刘备并未杀刘璋，而是迁其于荆州，后归孙权。此与曹操之杀吕布、袁绍之子，孙权之杀关羽，形成对比。刘备之“仁义”，虽不免有表演成分，然亦非全无真心。故刘备取蜀，虽为“取”，然未失“救”之本心。此乃刘备之独特处，亦三国历史之魅力所在。

　　要之，刘备入蜀，非简单之“取蜀”，实为“救蜀”而后“取蜀”。救者为益州，取者为基业。救者，救益州于曹操之威胁；取者，取益州为汉室之延续。救与取之间，见刘备之雄心，亦见刘备之无奈。历史之复杂，人物之矛盾，于此可见一斑。后世论史，不可不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