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后期，蜀汉之疲弊，非独因黄皓弄权、费祎遇刺，更在于大将军姜维之战略抉择。世人常叹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锋”，然深究史册，姜维之才，实不在关羽、张飞之下。其九伐中原，虽败多胜少，然胆气与谋略并具，足令魏将胆寒。然姜维一生用兵，最令人扼腕者，非街亭之失，亦非剑阁之困，而在景耀六年（公元263年）秋，当魏国三路大军压境之际，他竟率主力避屯于沓中（今甘肃舟曲一带），致使汉中门户洞开，终酿成亡国之祸。此一决策，看似避实击虚，实则自毁长城，实乃蜀汉覆亡之关键拐点。

　　姜维避祸沓中之举，表面上是为应对黄皓弄权、避其迫害的无奈之举，实则暴露其战略判断之三大谬误。其一，误判魏军主攻方向。彼时魏国实际掌权者司马昭，已定“先取蜀、后取吴”之国策，并命钟会、邓艾、诸葛绪三路并进。钟会率主力十余万直扑汉中，此为明修栈道；邓艾率三万偏师牵制姜维于沓中，此为暗度陈仓。姜维却将沓中视为屯田养兵之基地，误以为魏军不过佯攻，竟将蜀汉精锐尽数调离汉中险要，反而给了邓艾可乘之机。其二，忽视汉中防御体系之变动。姜维早年曾上书后主，建议将汉中“错守诸围”之策改为“敛兵聚谷”，即放弃外围据点，诱敌深入，再以重兵合围。此策本无大错，但前提是主力必须常驻汉中以待战机。可当他屯田沓中后，汉中兵力空虚，当钟会大军攻破阳安关时，蜀军竟无一支机动力量可驰援。其三，低估政治风险之关联。姜维为避黄皓之祸而远走沓中，本是明哲保身之举，却忘了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前提是朝中有人能为其转圜。他走后，黄皓更肆无忌惮，竟以巫术蛊惑后主，令其不设边防，以致魏军深入数百里，蜀地竟无人预警。

　　若再以军事地理细析，沓中之屯，尤如围棋中自投死地的一手“废子”。沓中地处陇西高原，虽可屯田养马，却远离成都中枢，补给线长达千里，且四面皆敌。姜维在此，东不能守汉中，西不能援祁山，北不能拒狄道，南不能护剑阁。当其得知钟会已破汉中时，仓促回援，却被邓艾阻于强川口，三战三败，不得不退守剑阁。此时蜀汉尚有数万精锐，若依剑阁天险，钟会大军亦难以逾越。然邓艾竟行险履险，偷渡阴平，直取成都。此中偶然性虽大，但究其根本，若非姜维主力被牵制于剑阁，邓艾岂敢以万余人深入蜀地？若姜维仍驻汉中，凭其机动能力，邓艾偷渡之军恐怕未至江油，已被截杀。

　　历史不容假设，但可借镜而观。姜维之败，败在“避实就虚”用错了地方。避黄皓之虚，却撞上了魏国之实；屯田之实，却失却了守土之虚。更可叹者，姜维一生以诸葛亮为楷模，然诸葛亮临终前尚知“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”，而姜维却将军事与政治割裂，以为远离朝堂便能独善其身，殊不知在三国乱世，大将之命运与国运本为一体，焉能因小人构陷而弃战略要地于不顾？

　　后世评三国名将，常以“智勇双全”赞姜维，然观其沓中之行，可谓“智不足而勇有余”。其智，在于能设伏杀敌、能识破邓艾迷阵；其勇，在于敢以弱伐强、敢以少击众。然大将之智，非仅为阵前之变，更在于庙堂之算；大将之勇，非仅于冲锋陷阵，更在于守土有责。沓中之避，令其前九伐中原之壮举尽付东流，更令诸葛亮毕生经营之蜀汉基业，在其手中化为尘烟。故曰姜维之失，非失于剑阁，而失于沓中；非失于敌强，而失于自怯。此千年之痛，岂独为蜀汉之哀乎！